今年7月，暴雨、疫情輪番攪動，導致國內部分經濟指標有所下滑。

數據顯示，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4%，低于前值8.3%和預期7.9%;剔除基數效應，兩年復合增長5.6%，低于前值6.5%，連續三個月下行，但高于2019年、2020年同期增速。

“7月生產延續回落趨勢，短期下行幅度較大或與限產、暴雨洪澇等因素有關。7月山東等多省嚴格限產下，粗鋼生產兩年復合增速0.9%，較6月大幅回落2.7個百分點;同時，河南、長三角地區暴雨洪澇災害，也影響局部地區生產活動。”開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不過，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指出，從累計來看，主要宏觀指標仍處在合理區間，經濟總體延續了恢復態勢。

“從下半年來看，去年經濟受到疫情影響，整體趨勢是前低后高，今年受基數影響，全年來看主要經濟增速會呈現前高后低的狀況。從今年上半年情況來看，兩年平均增速總體上保持加快態勢。今年上半年經濟兩年平均增長5.3%，比一季度加快了0.3個百分點，說明經濟總體保持恢復態勢。”付凌暉表示。

在紅塔證券研究所所長李奇霖看來，經濟減速對應著部分行業的政策壓力有一定的緩釋空間，利率下行和經濟周期的弱化，意味著專精特新等制造成長板塊可以繼續布局。

綜合來看，下半年我國經濟仍然會保持穩定恢復的態勢，主要宏觀指標會保持在合理區間，發展質量會繼續提升。

結構明顯改善

事實上，工業生產和投資的下行壓力早已有了預兆。

此前公布的官方制造業PMI顯示，7月PMI為50.4，較6月份下降0.5個百分點，下行幅度超出季節性規律。

在趙偉看來，生產的明顯降速顯然受到了疫情和洪澇的影響。疫情反復使得企業生產經營的不確定性大幅增強，而在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下，對企業來說更好的選擇是走一步看一步，這對制造業企業投資及生產都有一定影響。

不過，在李奇霖看來，除疫情和洪澇以外，有些影響工業生產的長期內生性因素也需要關注。

“內生的沖擊主要是經濟運行幾個突出的矛盾一直沒有完全解決。比如缺芯、缺電、缺鋼、運費高、原材料價格高等問題制約工業生產，比如制造業投資、消費等后周期動能偏弱，再比如房地產投資和出口等支撐動能持續性不強等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李奇霖表示。

比如，夏季氣溫走高，各地用電需求明顯上升，煤炭價格高漲和電廠煤炭庫存不足影響了火電的供給，目前看，煤價高企、煤炭供應不足的壓力短期內無法緩解，或有可能會影響到冬季發電。同時，“雙碳”目標下的粗鋼鋼材減產措施對鋼鐵生產有壓制。7月生鐵同比下降8.9%、粗鋼同比下降8.4%，鋼材同比下降6.6%。這也是影響規上工業增加值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原材料價格以及運費價格依舊是壓在制造業投資身上的兩座大山。7月PPI同比增長9%，同比走勢再度上揚。同時，PPI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差值達到了11.7個百分點，創下了近十年來的新高。

“全球經濟整體上在復蘇，市場需求在增加;主要原材料生產國由于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對大宗商品的供給偏緊，特別是國際航運的運力緊張，國際航運價格在上漲，也推動了相關商品價格保持高位;同時，由于部分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財政刺激和貨幣流動性，財政刺激的力度比較大，市場流動性比較充裕，加大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壓力。所以從近期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運行仍會持續。”付凌暉表示。

需求端的不確定性以及成本端的壓力也抑制了制造業企業投資擴產。當前，PMI新訂單、新出口訂單、在手訂單等在7月都出現了下滑，需求端面臨壓力，這也會影響工業生產。

不過，一個利好是，在政策的支持下，新發展格局構建持續推進。生產領域保持恢復，1-7月份，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9個行業同比實現增長，其中27個行業同比增速超過10%。分配領域利潤和收入較快增長。

高技術制造業的投資依舊在擴大，1-7月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20.7%，兩年平均增長14.2%;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同比分別增長27.1%、8.8%。

高技術制造業中，有需求支撐的比如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同比分別增長46.9%和34.9%，表現亮眼。

繼續推動高質量發展

在趙偉看來，過度強調經濟下行壓力，是對于我國經濟形勢的錯誤理解。當前，在結構轉型過程中，經濟增速的換擋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近些年來，經濟增速換擋的過程中，產業結構的優化一直在有序推進。

比如，隨著供給側改革的推進，二季度規模以上工業產能利用率達到78.4%，處于近年來較高水平。這也意味著即使面臨著疫情的沖擊、外部的壓力，國內制造業通過技術改進、增加研發投入等方式，依然能夠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

當前，越來越多的產業或公司，開始走出獨立于總量經濟的結構邏輯，開始成為全球頂尖的企業。近年來，資本市場的演繹，也是與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方向密切相關。

事實上，轉型背景下，宏觀政策大多都是服務于結構轉型邏輯，包括諸多產業政策的引導、財政金融政策的配合等等。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宏觀調控政策，結構性的工具用得也遠比以前更多。

“預計后續貨幣定向寬松會體現出更多結構性的特點，比如對小微企業的流動性支持政策還會延續;碳排放支持工具可能會形成新的低成本、長期限的金融機構流動性支持工具，助力雙碳目標;同時對信貸增長緩慢地區加大再貸款的投放力度，這既是為了協調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擴大問題，也是因為部分地區融資快速收縮需防范潛在的金融風險。”李奇霖表示。

同時，他預計，未來財政將更加積極一些，專項債供給擴容，項目投放也會加速，市場對基建的下行預期也會有修正，貨幣政策將維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面對復雜局面，下階段我們將繼續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積極財政政策要提升效能，穩健貨幣政策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挖掘國內市場潛力，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深化改革開放、防范化解重點領域的風險，做好民生保障，促進經濟穩定恢復，推動高質量發展。”付凌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