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儒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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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子夏關系新說

作者：陳 明（湘潭大學碧泉書院教授）

君子儒的概念是孔子提出來的。

《論語·雍也》：“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睔v代注家都認為這是夫子對子夏的批評。在這種解讀里，儒被理解為學者、儒生；君子與小人則被理解為蘊含褒貶的道德概念，分別述指明道與矜名、為己與為人、好義與好利等行為或價值取向諸相應內容。程樹德認為諸說“過貶子夏”，方法則是將這里的儒由“學者”（個體之人）轉換為職業（“教民者之稱”）。（參見《論語集釋》）這是一種十分有說服力的辯駁。但是，由于沒有進一步對相應之君子和小人內涵加以說明，因而還不足以顛覆舊說證成新說，揭示出子夏在夫子教誨下發生的變化以及變化后其所做工作的成就與意義。

不妨嘗試擬構這一言說的語境，看看是在一種怎樣的情景中孔子又是因為什么而對子夏有此一說。

有次被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的回答傷感而落寞，顏回死后“未聞好學者也”。年少好學而又極富天賦的子夏的出現無疑讓已過耳順之年的老人家眼睛一亮，可子夏卻又是帶藝投師。子夏名卜商，應該是晉國卜偃之后。（參見高培華：“‘君子儒’與‘小人儒’新詮”，《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2卷第4期）《風俗通》說卜姓是“氏于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北娝苤?，孔門教學以“君子不器”為宗旨，農圃醫卜均被視為小人之事難入夫子法眼?！犊鬃蛹艺Z·執轡》有兩段子夏的問學記載，應該是入門之初。與子夏的滔滔不絕不同，孔子的反應十分冷淡，“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另一段則干脆沒有反應，只是在子夏言終而出，子貢追問“商之論如何”時，才反問“汝謂何也”，讓子貢談看法。子貢認為子夏之學“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淡淡回道：“然，各其所能?！憋@然，孔子作為老師對子夏的家學雖予包容，但作為儒門宗師對子貢批評本身卻是贊同的，心情可謂復雜。是的，孔子老而好易，但其所看重的是“德義”，對巫史之筮與數“不達于德”持否定態度，而子夏說的那一套近似《歸藏》版的八卦象數。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保ā稘h書·藝文志》）將儒家思想與司徒之官勾連，只是一個角度的觀察；“順陰陽”“明教化”的技術特點與職能定位則顯示這一司徒之官在更久遠的根源上與巫史祝卜混搭交集。《要篇》中孔子說“吾與巫史同途而殊歸者也”，“同途”是對這一關系的承認，“殊歸”則是對儒與其分道揚鑣的超越之強調。但是，從社會存在的角度說，“以道得民”“以成德為務”的君子儒（梁啟超認為君子有“少主人”之義，從《易傳·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看頗有根據），與以求雨或“治喪相禮”為業（這必然意味著儒與巫史祝卜在業態上的交叉并行）的小人儒并行不悖必然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事實。如果這可以說是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的宏觀背景，那么顏回死后斯文誰付的焦慮，子夏天資聰穎而又以小道為可觀就是該言說的微觀語境了。兩相疊加，其意蘊也就變得十分清晰——有一點不滿，但更多的是期待，并且，之所以不滿正是因為深懷期待。對照另一場對話可以佐證該判斷：樊遲問稼問圃，孔子的反應開始也只是“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的冷淡，可待樊遲退下，老先生就以“小人哉樊遲也”開頭好一通數落，可謂失望之至。（《論語·子路》）

子夏的反思、改變與體會也確實非樊遲可比?！墩撜Z·子張》中的這些話可以排列成一個由矛盾到開悟再到發揮落實的序列：“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境界提升后，他與夫子間對話的主題和風格也隨之一變。《論語·八佾》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沃^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敝v學論道中的互相發明機緣投契以及后生可畏的喜悅溢于言表，與魏晉玄學家何晏贊王弼“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的佳話可謂交相輝映。其實，《禮記·孔子閑居》里關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討論才可說是子夏對孔子君子儒期待的鄭重回應。在這個如何做一個好的統治者的話題上，師徒二人一問一答，引經據典，層層遞進，而君子與儒的內涵也得到揭示——君子儒意味著一種事業和使命，意味著對君子之道的承擔，禹、湯、文王為其典范，“參乎天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為其內容。聆聽至此，“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保ê辏骸吨浴h文》）但是，春秋戰國顯然不是屬于儒者的時代，加上“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的才子性格，子夏在事功上無足稱道。因緣際會，“子夏居河西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開創西河學派，孔門天人之學賴是以傳?！俄n非子·顯學》稱孔子之后，“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而子夏不與，但東漢時即有此一說，“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漢書·徐防傳》）又當如何解釋？答案就在文中，八家“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而子夏沒有“取舍”的問題，全盤接受，述而不作。“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諸經獨有書”（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六藝“諸儒學者皆不傳，無從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皮錫瑞：《經學歷史》）孔門四科十哲，“文學”就是文獻，就是“斯文”，子夏名副其實當之無愧。

有論者由“子夏思想更符合孔子原意”而“引發我們對道統的思考”。（王紅霞“貌合神離——談子夏與荀子的思想”，《第二屆河北儒學論壇論文集》）茲事體大，但卻確實不失為理解子夏工作及意義的極好思路。王充的《論衡·超奇》認為“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董仲舒”。從文明論角度說，儒教文明或者說中華文明的基本規模和結構成型于漢代，法家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儒家敬天法祖崇圣的信仰，賦予“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以全新的政治、文化內涵。董仲舒與漢武帝攜手完成的這一合作中，所謂王道從《春秋繁露》看就是《易傳》的天道信仰和春秋公羊學的政治理念。

其淵源皆始于子夏?？鬃釉诓瘯兑氛f“《詩》《書》《禮》《樂》不止百篇，難以致之。不問于古法，不可順以辭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謂得一而群畢者，此之謂也?！笨梢姟兑住返娜航浿椎匚豢鬃訒r已有論定。司馬遷深諳今文經學要旨，他說“《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這顯然也是其將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勾連的思想淵源與根據。如果說《易》與《春秋》是孔子晚年的最高寄托，那么子夏則是其寄望最高的衣缽傳人，不管從學術授受還是文化影響來說，都是如此?！端鍟そ浖尽罚骸翱鬃訛椤跺琛贰断蟆贰断缔o》《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敝劣凇洞呵铩罚豆蚴琛芬缎⒔浾f》“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睓z索董氏學，《春秋繁露·玉英》說“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這里的“元”就是《易傳》“大哉乾元”之元，“元者善之長”之元。

長期以來君子概念被嚴重道德化了，這與程朱理學的詮釋、敘事有關。從韓愈升格孟子的道統論開始，心性論在因應佛老挑戰中應運而生，朱子以理代天的“偽學”官學化后，歧出之思孟學派取代傳經的西河學派成為儒門學統正宗，五經的天人之學也被四書的心性之學覆蓋，《易》被朱子還原為卜筮，《春秋》的微言大義則被還原為“史”。但是，這一正脈其實也并沒完全沉淪淹沒。如五峰就堅持“知《易》知《春秋》，然后知經綸之業”（《知言·漢文》）。牟宗三以五峰為正宗、以朱子為歧出則可說是其當代回應，作為其判教標準的所謂“縱貫系統”“橫攝系統”的后面，實際乃是天人之學與心性之學的區分與拿捏。就“君子儒”理解言，今文經學內部也十分有趣：何休含糊其詞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劉逢祿進而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說之，到戴望這里，則邵公句被刪而只保留劉氏語，似乎是想回到孟子的“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以天人之學心性之學說大說小。

這應該才是夫子語子夏的真諦。而子夏孺子可教，西河學派口傳心授至董仲舒而終于大放光輝。“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橫渠四句，其君子儒之寫照也歟！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03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