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是不少女性在生育后可能面臨的現實困境之一。日前，廣東省人社廳發布《關于推行“媽媽崗”就業模式促進婦女就業的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在全省廣泛開發“媽媽崗”，拓展婦女就業空間。

“媽媽崗”意為面向法定勞動年齡內，對12周歲以下兒童負有撫養義務的婦女，提供工作時間、管理模式相對靈活的崗位，以方便兼顧工作和育兒。

該“征求意見稿”明確，“媽媽崗”實行勞動合同形式用工的，應在勞動合同中協商明確彈性工作、不強行安排加班、工作時間因照料兒童需要可以請假等相關內容。勞務形式用工的，應簽訂勞務協議，合理確定權利義務。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媽媽崗”就業模式引發了熱議。不少評論質疑該崗位是否真的能夠實現“顧家、工作兩不誤”，并擔憂“媽媽崗”的推廣存在政策操作難度大，企業運營成本增加等問題，并可能在無形間加劇就業性別歧視。

多地探索

公開資料顯示，全國多地其實早就開啟了探索“媽媽崗”就業新模式。

2021年，廣東中山市就已經推出“媽媽崗”，通過實行靈活工時制度，幫助女性實現“家門口”就業。

2022年7月，中山市出臺《關于大力推行“媽媽崗”就業新模式的若干措施》，從稅收減免、培訓扶持、就業服務、資金補貼等方面推出18項支持舉措，將“媽媽崗”納入就業補助資金配套范圍。

該措施除了明確提出對符合條件的用人單位實行每月300元/人標準給予社保補貼、 每月100元/人標準給予崗位補貼，還為就業婦女提供每月300元/人的靈活就業社保補貼。

與此同時，用人單位可以在3年內按實際招用人數以每人每年7800元依次扣減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業所得稅。

數據顯示，截至5月8日，中山市“媽媽崗”備案企業近260家，備案崗位超14200個，實現就業近3200人，先后發放“媽媽崗”用人單位社保補貼、崗位補貼350多萬元，惠及近80家企業，吸納超1540人次需照顧12周歲以下兒童的婦女。

5月20日，中山市博覽中心舉行了“穩就業 促發展”珠三角片區大型招聘嘉年華，在特設的“媽媽崗”招聘專區，提供了包含教育培訓課程顧問、房地產置業顧問、企業客服專員、工廠普工、配送員、銷售員等不同行業崗位，月薪從4000元到12000元不等。

進入2023年以來，探索推行“媽媽崗”、關注生育女性就業的地方越來越多。

2023年初，安徽省祁門縣針對全縣“寶媽”陪讀群體開展調查摸底，共摸排出178名有就業意向在家陪讀的媽媽，隨后在招聘會上通過現場專設“媽媽崗”“陪讀崗”，讓生育陪讀女性實現就業顧家兩不誤。

在北京，石景山區在今年的“三八”婦女節期間，舉辦了“三八女性專場——媽媽崗”招聘會，共15 家企業為媽媽們提供了300余個崗位，力求最大程度上滿足媽媽們接送、照顧孩子等需求。

分析認為，對于一些條件允許的省份來說，此類針對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政策的先行探索具有重要意義，被認為是推動育兒友好型社會建設的必要舉措。

至于普遍擔心的“媽媽崗”是否能和普通崗位一樣保障就業合法權益，北京合川律師事務所律師黃靜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國的《勞動法》有關于工作時間的相關規定，一般實行標準工作時間，不過用人單位可以根據自身生產特點實行不定時工作制，但這需要單位提前到人社部門備案。此外，根據《勞動合同法》，用人單位還可以實行非全日制用工，也就是按小時計算。

“在建立勞動合同關系下，可以實行不同的工作時間制度，保障‘媽媽崗’也能享受社保待遇。”她說。

適用面偏窄

近期，前程無憂發布的《“全職媽媽再就業”現狀調研》顯示，九成全職媽媽試圖重返職場，60%期待彈性工作制。

在面臨就業選擇時，“適當的彈性工作制”（60%）、“職業上升空間大”（37%）、“自身專業相關且擅長”（33.3%）是她們最為在意的擇業因素。

廣東的“征求意見稿”雖然特別提出，鼓勵用人單位拿出部分專業技術和管理崗位用于“媽媽崗”設置，但中國新聞周刊在瀏覽大部分的“媽媽崗”時發現，大多數企業提供的崗位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職業，如保潔、護工、縫紉工等，只有少部分提供會計、文案編輯、主播等需要一定技術門檻的工作。

此外，相比常規用工模式，“媽媽崗”的收入相對較低，晉升空間受到限制，也難免被人用“有色眼鏡”區別對待。

此外，雖然當下不少地方鼓勵發展“媽媽崗”，但是具體的政策和實施細則還需要不斷完善和落實。因此有分析認為，“政策在鼓勵，不等于市場有動力，‘媽媽崗’眼下的適用面依舊偏窄”。

今年38歲的艾上鳳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曾經在深圳等地務工十多年。有了孩子后，她選擇回到老家湖南湘西，擺過攤、開過超市，后來因為疫情影響，她放棄了原來的生意。

由于她的丈夫還在外打工賺錢，因而照顧家庭、撫育孩子的重擔壓在了她的身上，但同時，她還需要繼續工作補貼家用。

2022年底，聽說做騎手時間比較自由，經朋友介紹，她成為湘西鳳凰古城里美團站點的一名女騎手。

艾上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所在的站點有百來號人，其中約30來人為女性，被分編成2個女子小隊，并由女性隊長負責管理。由于女子小隊成員家中大都有孩子需要照顧，因此該站點給安排了“長白班”，方便他們在工作的同時能兼顧家里。

所謂“長白班”，就是在早上9點到晚上8點這個時間段內，只要在線時長達到7個半小時，跑單量達到20單即可，這對女騎手來說并不難完成。

據艾上鳳介紹，若是家中有事，或者有孩子需要照顧，她可以中途暫停接單，“長白班”在時間上相對更靈活。如今，艾上鳳一個月有四千多元的收入，“如果愿意多跑一點，還可以賺得更多。”她說，在她所在的小縣城里，這算一份不錯的收入。

有別于艾上鳳，同樣作為母親的張宛，則面臨著另一番困境，自嘲“脫不下孔乙己”的長衫。

張宛從小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國內211本科，國外名校碩士畢業的她，一畢業就入職了北京一家知名設計公司，成為了一名室內設計師。

但在結婚、生育之后，她不得不選擇辭職。“家中老人不愿來北京帶孩子，又沒有條件請保姆”，衡量再三，張宛選擇辭職，在家照顧孩子。

原本張宛只打算暫別職場，生完二胎，并將兩個孩子照顧到上幼兒園后重新找工作，但在完成“階段任務”之后，她發現自己再也回不到原先的職業規劃上了。

“投了3個月的簡歷，沒有一個回應。”她說，招聘方擔心她多年沒有工作，無法適應當下職場環境。與此同時，“高齡”“女性”成為了她求職路上的隱形門檻。

在多次碰壁無果之后，張宛發現她能選擇的只有沒有太高門檻的服務業或者基礎銷售崗，“讀了二十多年的書，卻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實在有些不甘心。”她說。

前程無憂職場顧問王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企業招聘員工時，會算經濟賬，全職媽媽意味著身處職業中斷期，導致工作經驗、工作能力的中斷，再加上性別、年齡、學歷等多重因素疊加，對企業而言有增加成本運營的風險。

他提到，生育后的女性，重返職場也會面對諸多困境，比如重新分配時間和精力，應對工作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崗位邊緣化等。

值得一提的是，與全職媽媽相比，設立“媽媽崗”的企業同樣面臨挑戰。彈性工作制雖然能夠給員工帶來更多的自由和便利，但如果不能保證員工的工作質量和效率，就容易出現管理混亂、生產效率下降等問題。

關鍵在托育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看來，設立“媽媽崗”的政策初衷，是讓部分媽媽既能上班，又能照顧孩子。但他認為，“媽媽崗”崗位有限，其實關鍵是解決嬰幼兒托育問題。

“小托育背后蘊含‘大民生’，緩解托育難，仍需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積極推進普惠托育服務。”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據了解，隨著出生人口的減少，我國各地幼兒園都出現了生源短缺的問題。與此同時，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城市3歲以下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1%。《“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提出，到2025年，努力實現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達到4.5個，即總托位數630萬個。

熊丙奇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最為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針對當前存在的幼兒園學位“多出來”，與托位數“嚴重不足”的問題，及早建立起協調機制，以托幼一體化思路進行系統應對。

目前，北京、上海都推行了相關政策。2022年發布的《北京市“十四五”學前教育發展提升行動計劃》明確，加大托育人才培養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幼兒園在滿足3~6歲幼兒入園的基礎上，利用空余學位開設托班招收2~3歲幼兒，積極支持幼兒園舉辦2~3歲托班。

上海則對推進托幼一體化進行了專門立法，于2022年制定《上海市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條例》，以此統籌學前教育與托育服務。

目前，上海全市近1000家幼兒園開設了托班，占全部幼兒園的60%。上海方面更表示，所有幼兒園尤其是公辦幼兒園，都要做到托班“應開盡開，能開盡開”。

熊丙奇認為，解決嬰幼兒托育問題可以很大程度上緩解女性的后顧之憂，讓女性可以更加從容地從事“媽媽崗”或者其他職位，并有更多的工作選擇機會，對提高女性就業率有積極作用。

在熊丙奇看來，這一解決托育難的思路很清晰，但在一些地方卻難以推進。他說，“原因在于，幼兒園由教育部門分管，托育則由衛健部門負責，不同部門存在各自為政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