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認為，煎餅是明初山西移民帶到山東的美食，其理由是在山西長治尚有大鏊煎餅，其做法、吃法與山東相似。結合山東大槐樹下的傳說，這個結論好像有了先入為主的優勢。

但細究其原委，則可能是另一番風景——是山東移民將煎餅帶到了山西。

【資料圖】

煎餅為何從山東飛到太行山以西呢？解剖今長治市屯留區五里莊的發展歷程，可知煎餅飛行的蹤跡。

五縣之民五戶到山西謀生

歷史作為一種知識資源，并非單向發展過程，而是不斷解釋和沉淀的過程。在1931年8月底的《大公報》上，有兩篇署名法天的連載稿件，講述了五里莊這一山西模范村的由來。這白紙黑字的介紹背后，有著更多口述記憶尚待挖掘。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膠東水旱相乘，三年未收，人民生計幾絕，山東人王擇三在這年冬天率諸城、安丘、濰縣、昌樂、膠縣五縣之民五戶，到山西謀生，乞討于潞澤之間。到了第二年六月，受大刀會、義和團影響，這五戶山東人已失討飯之便利，于是由潞安北四十里的潞城游食而入屯留，可各村仍拒而不留。

王擇三見多識廣，覺得討飯不是長久之計，便與眾人商量自治之策以圖生存。他們發現在縣城外五里的地方，有一片荒草齊胸的原野，只有居民一戶，便以乞討的積蓄，購地墾荒營居。

當時長治地區土地價格較低，每畝地價制錢一百文，錢若不足，則以白面二斤換地一畝，這樣每戶購地一百畝，合五百畝，從此一面營造草房，一面開辟荒地墾種，脫離了乞討生活。

在屯留扎根后，這五戶山東人不忘老家飲食與風俗，將煎餅的食俗也帶過來。過了將近十年，五戶之一的鹿松林認為十年之計、莫如種樹，開啟種樹模式，從此田無廢土、家給人足。1921年，閻錫山推行積極發揮民眾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發展民德、民智和民財。他認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這一年，他恰巧到了長治，聽當地官員介紹五里莊鹿松林專心培植樹株十多年，上黨一帶無論公私所栽柏苗，皆其所自出也，心中大喜。

閻錫山到村里一看，果然道路修整、樹木暢茂，村中無一游民，野外無少荒土，兒童皆依時就學，婦女亦各操工作，深為嘉許，將五里莊改名為新民村。此時，整個山西出現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的局面，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涌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到1931年，五里莊村民已增至七十八戶，共草房三百九十間。

獲得好收成

今天的屯留區，有個令人稱奇的特色，山東人、河南人以及真正土生土長的屯留本地人，在二十七萬人口當中幾乎各占三分之一。屯留雖然不大，卻是一個境內擁有“九省十八縣”移民文化的包容之城。

歷史學家葛劍雄認為，人口發展是一個延續的歷史進程，也是人口本身與經濟發展相互制約的過程。“當我們對歷史上的人口進行研究時，實際上是對歷史研究提供補充材料，或者說從具體的微觀上，反映歷史的一個趨勢。”

視角轉到五里莊，到1931年時，一共分為三個戶口單元：第一閭三十一戶，男一百二十五口，女一百零九口，現住男一百二十二口，外村種地者三口（春去冬回），學童四口，經過步兵學術科訓練之精練壯丁二十七口，蓄發纏足者無，廢疾者、受刑事處分者、素行不正者、形跡可疑者、非家族雜居者無；第二閭二十八戶，男一百一十口，女九十一口，現住男一百零三口，外村種地者七口，學童十六口，精練壯丁二十七口；第三閭十九戶，男九十四口，女八十口，現住男八十五口，外村種地者九口，學童十四口，精練壯丁十五口，廢疾二口。如今，五里莊600多戶人家，有100多戶攤制煎餅，山東移民的后代靠著樸實的手藝發家致富。

煎餅是粗糧細作的經典食品。一百多年前，五里莊的山東人，吃苦耐勞，所種植農作物以麥子、谷子、高粱、玉蜀黍為大宗，豆子次之，籽麻、胡麻等再次之。此外，村民還積極發展副業，大宗者林榛，年售一千元，沙果一千元，桃二千元，梨、核桃、紅果、櫻桃等為數甚微，自食而不外賣。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人儉樸，專意五谷之類，不注重菜蔬，山東人則迎合其所需，種菜類者甚多，住草房種菜、賣菜者多山東人。菜蔬類有蔥、韭、芫荽、茄子、黃瓜、辣椒、胡芹（芥菜）。

五里莊的山東移民相對幸運，土地比較肥沃。有不少山東人選擇了貧瘠僻遠的山區。這些地方對山西本省平民來講缺乏吸引力，而對于苦無土地而富有耕作經驗的外省百姓而言，廣闊的山區往往成為理想的定居之地。光緒大荒后，大片土壤肥沃的良田無人耕種，清政府實施鼓勵墾荒的政策，于是晉南、陜西關中地區成為移民遷徙的重要地區。

光緒十三年（1887年），山東人焦云龍赴任富平縣令，捎信老家山東各地，鼓勵老鄉來陜落戶。今富平縣竇村落戶較早的山東人有邱姓、劉姓、岳姓、鄧姓、張姓、王姓、李姓等，主要來自昌邑、濰縣、高密、平度等地，他們數千里遷來富平竇村，搭窩棚，開荒地，安居創業。在關中地區最大的山東移民村——閻良區譚家村，現有人口四千余人，多為昌邑角蘭、孫家上疃、大莊、七里蘭等村后裔。當年山東人剛到陜西，開墾當地人不愿耕種的亂石灘地，但勤勞的山東人經過幾年的收拾，就獲得好收成。

煎餅飛到更遠的地方

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也被山東人帶到太行山以西地區。尤其是濰縣、昌邑等地的移民，會養蠶織帛、捻線就織，五里莊在1931年時，有木機三十五架，外購棉花自紡自織。之前，村民曾種桑約一頃，因天氣甚寒，收量有限，每年蠶桑售價六七元，不如種地合宜，遂改種五谷。育蠶則桑葉外購，婦女于冬天編草帽、草鞋，約售三百元。

當時，全村還有獵戶二十八家，獵槍五十余支，秋后入山打獵。以宣統三年（1911年）獵取最多，西行一千余里至陜西而回，獵有狐貍一百一十三只、每只二兩八錢，狼二只、每只二兩八錢，豹二只、每只八兩，黑貂一只、每只七兩。

五里莊人的經濟互助，在建房時可見一斑。當時，土著最講居住，磚瓦樓房占十之八九，山東人則住土墻草頂房。村中建房時，全村會來互助。

在當時的《大公報》記者看來，鄉村的道路能反映農人對公共事業的關切程度。不少地區的村民顧目前之利，培植地界之埂埝，道路日掘日深，地則日墊日高，相差不啻二三尺，雨后則道路成渠、車馬難通，于是不得不繞行田內，作踐田禾實多。五里莊的村民有鑒及此，將道路加高三尺，而傍植以有秩序之洋槐，界內道路悉成坦途，通行大路寬一丈五尺、長三里多。如遇大雨、道路不通，村里人則臨時補墊，行人無不稱便。

談到五里莊的村規民約，更是深入人心，其大綱細目詳載各村民腦海之圖書館中。到實行時，不問親疏遠近，其章程雖無法律為后盾而人人實行。其村規如下：不準吸毒品及紙煙，喜慶節日亦不準賭博，無病不得放棄農田工作，不準懶惰游戲。

耕讀傳家的文化，在五里莊也體現得很明顯。1931年，當時村中已有初級小學一處，共學生三十四人，均免學費。有學董一人，論成績縣城之高小亦望塵莫及。當時還擬設一女子部，并計劃擴充為兩級學校，圖書、儀器、標本、體育等項均籌有具體辦法，不久當可實現。村內女子無一不識字，兒童入學為強迫制。

五里莊小學曾走出中國建設銀行首任行長——武博山。他祖上是山東省濰縣人，其祖父因生活所迫，全家逃荒來到山西，落腳五里莊。由于落戶在五里莊的都是山東遷來的農民，所以村子一直保持著山東的方言，沿襲著山東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儼然一個地處山西的山東農民村落。

如今，五里莊的煎餅也在走創新之路，玉米面、小米面、大米面、雜糧面都有。村里領導也在創新銷售模式和產品賣點，借助電商平臺讓本村煎餅“走出去”，將五里莊的移民故事、移民文化通過電商平臺、直播帶貨隨煎餅飛到更遠的地方……（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盧昱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