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走訪20多位新業態勞動者發現，所有受訪者每日工作時間均超過12小時且是常態，有的受訪者為了工作經常一周無休

●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我國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

● 亟須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新業態從業人員的休息權益和身體健康，逐漸落實新業態從業人員的體檢制度、培訓制度、休息休假制度以及報酬基準制度

今年38歲的鄭樂(化名)在北京開網約車，是某平臺的專職網約車司機，已經有5年的從業經歷。他最初選擇開網約車的想法很簡單，“覺得時間自由，賺的還挺多”。

然而，當他真正進入這個行業后發現自己錯了。“現在基本上每天早上8點半出車，晚上12點左右才能回家休息，只要一睜開眼就在工作。”

近年來，隨著平臺經濟迅速發展，像鄭樂這樣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勞動者數量大幅增加。公開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份，我國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約7800萬人。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問題一直為社會所關注。近日，《法治日報》記者走訪20多位新業態勞動者發現，所有受訪者每日工作時間均超過12小時且是常態，有的受訪者為了工作經常一周無休。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

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新業態勞動者超時工作，既違反勞動法律法規，也使自身的休息權受到侵害，還破壞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關系，亟須通過完善法律制度來改變這一局面。

主播連續工作14個小時

半夜累癱直播間椅子上

“介紹完最后一款商品、關掉直播后，時間已經過了零點，我累癱在了椅子上。”王路(化名)向記者回憶起自己的直播經歷。

當時，王路已經連續工作了近14個小時。攝像師開始收拾設備，老板從旁邊走上來，拍了拍他的肩膀，揚聲對大家說：“今天辛苦了，大家可以多休息一會兒，中午11點再來公司吧。”

今年25歲的王路，2019年9月進入一家電商公司工作，成為一名電商主播。公司跟他簽約時明確要求，每周要確保3至4天的直播，直播時間從晚上6點到晚上12點。

但這并非王路的所有工作時間。事實上，在有直播的日子里，王路需要上午10點左右到公司，然后準備選品、走過場、背臺詞。“專職主播一般每天都得直播6個小時，有的主播是一次性直播完，有的主播是分兩次直播完。我選擇后者，每次直播3個小時。”

在沒有直播的日子，他也不得空閑，而是要轉做運營或客服之類的工作，“基本上一周只能休息一天”。

“如果臨近‘雙11’‘6·18’等大型購物節，主播可能一個月只能休息一天，甚至一個月都沒有休息日。因為電商主播競爭非常激烈，你不直播‘人氣’等數據立馬就會受影響。”王路說。

為了更好的發展，今年2月，王路從電商平臺離職，與一家網紅經紀公司簽約，開始做自媒體運營——用他的話講，就是從一個“坑”跳到了另一個“坑”。

自媒體行業競爭也異常激烈。王路接手了一個生活科普類短視頻賬號，他既要負責寫拍攝短視頻的腳本，又要負責協調拍攝細節，等視頻上架后還要負責推廣和與粉絲互動。

在王路運營期間，賬號漲粉近40萬人，粉絲互動量最多的一條短視頻，點贊數達到32萬人次。這時，網紅經紀公司又要求王路轉型電商直播帶貨。

“在每天8小時直播之外，我還要考慮給自媒體拍視頻的工作，每天過得都很痛苦。”王路說。

今年6月，王路從網紅經紀公司離職，只身前往杭州某互聯網公司工作。

說起離職的原因，王路稱，一方面，是工作壓力太大，直播工作要求主播在鏡頭面前保持一個亢奮的狀態，每天要維持6至8個小時，對身體來講是一個挺重的負擔;另一方面，這種長時間工作影響了正常生活，使他沒有時間參加社交活動。

每單0.3元月收入3000元

快遞員沒時間陪伴家人

像這樣長時間、高強度工作的新業態從業人員，不止王路一人。

今年44歲的孫先生在山西運城從事快遞工作已經5年多了。接受采訪的當天是個周日，他仍然早上8點起床，然后趕到站點，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上午9點左右上班，幾乎一整天都馬不停蹄，到晚上10點左右才下班回家，一年到頭也休息不了幾天。”孫先生說，“干快遞這行的，基本上都是這個作息時間。”

為什么每天工作這么長時間?

“一方面，是因為公司有派件數量的考核要求;另一方面，派件一旦超時，有人投訴的話，要賠不少錢。”孫先生說，他最怕聽到“投訴”二字，“投訴一單，一天白干”。

因為孫先生所在地以水果、麻花等特產聞名，加之近年來越來越多農戶開始做電商，幫忙郵寄成箱的特產，就成了孫先生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成箱的特產重量不輕，而頻繁的彎腰搬箱裝車動作，也讓他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頸椎病等“職業病”。盡管醫生叮囑他要盡快治療，但在孫先生看來，他的工作并不允許他去治病——目前站點就他一個人。

每天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工作上，無法陪伴家人，讓孫先生感到無奈：“老婆孩子都抱怨過，家里有事趕不回去，連朋友之間一起吃個飯也抽不出時間。”

不干這份工作行不行呢?

孫先生說，他所在的快遞公司沒有提供社會保險，他所有的收入就是靠每一單0.3元積累而成的，目前每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隨著年紀越來越大，別的工作他也干不了。

小李今年28歲，4個月前在天津注冊成為某外賣平臺的騎手。

在他看來，自己幾乎把醒著的時間都用來送外賣了：系統派單、去店里取餐、按時送到顧客手中。成為外賣員后，他給自己每天安排的工作時間是上午9點半到晚上12點，中午和下午各休息半個小時。

“因為工作量和收入直接掛鉤：每完成一個訂單可以獲得8元，要確保每天接40單至50單，收入才過得去。而且一般晚上10點以后跑外賣的騎手少了，夜宵訂單又多，競爭沒白天那么激烈。”小李說。

工作中，小李最怕遇到顧客不接電話的情況。有一次，他遇到一個出餐很慢的店家，同時還被平臺派了其他單子，好不容易拿到餐，到了地點又聯系不上顧客，看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最后，兩個單子因超時被扣20元。“當時真的很想哭。”小李說。

作為一名專職網約車司機，鄭樂最多的一天接到過50單，按照平臺規定，每一單平臺抽成20%。鄭樂平均每個月掙兩萬元左右，扣掉租車等費用后到手1萬元多一點。他家里有兩個孩子，一個剛上小學，一個去年才出生。

據鄭樂介紹，他認識不少同行，大家交流后發現每個人的日程都很相似：每天早上8點準備接單，因為這段時間是上班高峰期，單量多;之后一直保持接單跑車的節奏，直到晚上七八點趕下班晚高峰。之后，有人會選擇結束一天的工作，但更多的人為了多賺錢，會繼續工作兩三個小時。“沒辦法，要想掙到錢，就只能花更多時間跑更多的單。”

工作和休息界限不清晰

創新制度平衡工作休息

《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明確：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根據勞動法的規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院長沈建峰告訴記者，新業態從業人員超時工作是一種普遍現象。而工作時間過長會導致勞動者過勞，長期過勞則會帶來身體上的損害，“超長時間工作容易導致勞動者淪為一個工作的機器”。

“超時工作影響了從業人員的休息權，破壞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關系。傳統就業的工時制度是平衡生活與工作的基準和保障，新就業形態不應放棄這一制度目標。”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李海明說。

在沈建峰看來，新業態從業人員超時限工作有其產業發展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術方面的原因。他解釋說，新業態從業人員多通過平臺等進行工作，在線時間比較靈活，其工作時間計算很難通過既有的按時上下班的工時計算規則來完成，需要進行專門的制度設計。另外，工時計算還涉及工資標準問題，這會進一步增加制度設計的難度。

“新業態和傳統的工廠就業在工作地點和過程控制上有明顯的不同，新業態從業人員的工作和休息的界限是不清晰的。”李海明說，二者之間時間界限不清晰，等待接單的時間就屬于工作和休息的中間狀態;空間界限不清晰，工作地點是開放的。新業態從業人員的超時限工作尚需要新制度來規范，而不宜簡單照搬傳統工時制度。

“從長遠來看，規范平臺算法和勞動定額管理規則是解決超時工作的必要方向。另外，產業內部形成共同的底線性競爭規則也是必要的。”沈建峰說，應盡快建立對平臺算法、勞動定額等進行合理性控制的制度，可以采取國家勞動基準的模式、算法和道德委員會審查的模式或者類似集體協商的模式，或對此進行組合適用。

李海明建議，從規范平臺、落實平臺責任的角度限制超時工作和保障休息權利。例如，從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角度，禁止平臺之間的低價競爭、限制平臺以排擠對手為目的的不可持續的補貼;從工會法的角度，發展行業工會和地區工會，為新業態從業人員的休息福祉提供社會化的服務機制;從勞動法的角度，應該將平臺的控制和企業規章制度納入勞動法的審視范圍，從而實現對新業態勞動者的非歧視性保護。

“設定工時標準，禁止惡性競爭，提升單位時間內的勞動收入，這是實現工作和休息平衡，保障新業態從業人員休息權的關鍵。”李海明說，政府和工會應該為新業態從業人員的中間休息提供公共設施和便利;平臺和企業應該為新業態從業人員的工作過程進行人性化設計，而不得以精算為基礎進行超限施壓。

“亟須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新業態從業人員的休息權益和身體健康，應該逐漸向傳統的勞動保障制度看齊，逐漸落實新業態從業人員的體檢制度、培訓制度、休息休假制度以及報酬基準制度。”李海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