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此間舉行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2021年會經濟峰會上，“少子化”與“銀發經濟”兩個獨立單元形成了一種特殊“對話”：

當“老齡化”遇上“少子化”，中國如何破解未來社會發展不可回避的“一老一少”困局，無疑是各方關注的熱點話題。

“‘少子化’是很多國家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問題，我國也早就總和生育率低于了自然更替水平，這給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給人口結構帶來很嚴峻挑戰。”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開場發言直指當下問題。

老齡化趨勢會從人口總量、人口年齡結構和收入分配三個方面為消費增長帶來負面效應，進而制約內需擴大，影響高質量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在“銀發經濟”的分會場率先發聲。

與此同時，一組組數字，不僅反映出我國人口變化的特征，也印證著我國未來發展關于“人口那些事兒”的痛點。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49，跌破了國際公認的1.5的警戒線。同年出生并已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已連續五年下跌。

無獨有偶，國家統計局報告指出，2019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增至12.6%，0歲至15歲人口比重為17.8%，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預計“十四五”我國將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

一邊是“不生”，一邊是“老去”，這樣的趨勢能否扭轉?

翻開“十四五”規劃綱要，“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單列一章凸顯國家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一系列部署顯示，未來我國將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少子化、長壽化、老齡化并存的基本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認為，面對不可改變的“三化并存”現實，關鍵要不斷認識新的人口機會，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

人口變化是慢變量、長變量，難以立竿見影，只能在適應現狀的基礎上不斷深化認知，借鑒他國經驗，創新政策措施。

作為世界范圍普遍現象，日本和歐美國家同樣為“少子老齡”“憂心忡忡”。以日本為例，不僅是“少子化”一詞的發源地，也是全世界第一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

“自2005年達到頂峰后，日本人口便開始持續下降。”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佐佐井司說，為了鼓勵生育，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給生育家庭減稅、提供生育補貼、落實帶薪產假等。

邁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我國“人口紅利時代”結束了嗎?新的人口紅利又該如何挖掘?

“機遇與挑戰并存。”原新認為，雖然我國勞動力資源紅利在減少，但它依然龐大，并且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勞動力素質得到了很大提升。 此外，國家提出延遲退休，如果男性和女性最終退休年齡一致，釋放出的性別紅利把一些年輕老年人口變成大齡勞動力，勞動力資源又得到增加和補充。

“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蔡昉認為，雖然人口結構的變化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重大挑戰，但供需兩端仍有潛力可以挖掘。

“十四五”，我國提出了人均預期壽命要再提高1歲的目標。

“長壽社會呼喚長壽經濟。”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東升說，相比以往，新時代的老年人在素質、智力、精力和財力等方面都發生了改變，在醫療、保健、康養等多方面消費意愿強烈，“銀發經濟”市場空間巨大，老年消費未來潛力巨大。

“歸根結底，一個社會的養老要靠公共保障制度。”蔡昉說，當下我們應積極加強普惠性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從而賦予每個人享受“優雅”老去的權利。與此同時，養老金等物質基礎的保障還能進一步釋放老年人的消費，使“銀發經濟”真正散發出無限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