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北市民陳女士使用代駕服務，5公里行程竟收費70元，事后發現自己可能遭遇了“黑代駕”。此話題迅速引發熱議的同時也帶來人們對代駕行業規范的關注。“黑代駕”存在哪些安全隱患?如何促進代駕行業良性規范發展，保障從業人員權益?《工人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調查。

難以分辨的“黑代駕”

隨著醉駕入刑及互聯網代駕行業迅速發展，酒后找代駕成為不少市民的安心選擇。與此同時，類似湖北陳女士遭遇“黑代駕”宰客的“不安心”也并非個例。

3月20日凌晨0點40分，記者在北京簋街一家餐館門口看到有幾名穿著不同平臺馬甲的代駕正在等活兒，他們并非等候系統派單，而是看到有客人便迎上去詢問是否需要代駕服務。其中一名代駕看到記者略有遲疑，便主動出示了工作證件，并表示“可以走平臺報單計價，也可以一口價120元”，當記者指出此行程在平臺上的預估費為98元時，對方表示，“預估費與實際費用有出入，像您到北五環按平臺打表計價最終大概在130元左右”。

老家河北滄州的代駕平臺司機李北不贊同這個說法，“這是蒙您呢，一般預估費和實際費用出入也不超過20元。”他告訴記者，在餐館、酒吧、KTV等地點都有固定的“黑代駕”，專門在午夜接私單，因為掙得多，無論去哪都是200元起步。“基本都和店里的員工有合作關系，每單給他們分提成，甚至不讓我們平臺的司機靠近，只能遠遠地等著。”

記者調查發現，有些顧客為圖方便，省去在平臺下單并等待的麻煩，更愿意找街邊隨時待命的代駕。此外，有不少非正規代駕也穿有代駕平臺的統一著裝，一般顧客很難分辨真假。而這樣的代駕裝備在電商平臺很容易買到，還可以定制logo(圖標)，有買家評論表示收到的馬甲和尾箱墊與公司的一模一樣，logo顏色甚至邊條紐扣都一樣。

派單少、抽成高，繞過平臺接“私單”

“今天一共才接了4單，而且都是38元起步價，沒掙什么錢。”3月21日晚上8點，北京安定門一家飯店門口，代駕平臺司機山西人劉師傅向同伴抱怨道。

記者了解到，平臺會根據距離優先派單，因此劉師傅們常常守在飯店聚集的街道。此外，派單率還和代駕司機的等級掛鉤，李北所在的平臺共分為5個級別，級別越高，派單優先權就越高。能否升級，則要綜合司機的貢獻值(跑單量)、活躍值(在線時長)、好評值。有時候為了保證貢獻值，李北需要用自己另一個手機下單再自己接單，騎電動車走完一公里左右即可完成訂單。而平臺并不反對這樣的“刷單”行為，“因為每一單平臺都會從中抽取25%的提成，當然希望訂單越多越好。”李北說。

派單少、抽成高，也讓不少代駕平臺司機都有繞過平臺接“私單”的經歷，而“私單”也會多收一點費用，“比如80元的單子管顧客要100元”。有代駕司機如是說。劉師傅坦言自己也走過“私單”，尤其是趕上惡劣天氣，“前段時間北京寒潮來襲，顧客在平臺很難下單成功，因為很多平臺司機都不上線，而是跑到飯店門口自行接單，基本都是一口價”。

李北還透露了一個情況，不少所謂的“黑代駕”原來都是平臺的代駕司機，發生違章、事故、被顧客投訴等情況都會受到平臺處罰甚至被永久屏蔽，這些無法在平臺接單的代駕就只能接私單。

行業難規范，誰來保障代駕司機權益?

晚上8點到次日清晨6點是李北每天的工作時間，3年前從兼職轉為全職代駕，幾乎從未休息過，每月能掙一萬多元的他很知足，“我來自農村，沒什么學歷，能掙這么多錢已經很好了。如果沒有平臺，全靠趴活是很難的，有時甚至一天都不開單，還面臨和顧客價錢談不攏、產生沖突的風險。”和李北一樣的人不在少數，據滴滴發布的2020代駕行業發展報告顯示，該代駕平臺上47.8%是家庭唯一就業人員，70.6%是進城務工人員。

與此同時，代駕司機們依賴于平臺所帶來的可觀收入，也不得不忍受平臺設定的諸多“不平等條約”。不少司機表示，平臺無故扣除司機服務費，即使是因客戶自身原因被投訴也要面臨處罰，且申訴過程十分繁瑣，成功率極低。

對此，北京云嘉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占領表示，目前對于代駕行業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網絡代駕平臺制定違約責任性質處罰的相關規則，原則上講，只要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對消費者和代駕人員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

在平臺與司機的協議中，平臺有權對代駕服務進行質量監控，但不對代駕服務過程中產生的糾紛或爭議承擔責任，這也引發了另一爭議：代駕平臺與司機之間是何種勞動關系?司機的權益又該誰來保障?

李北告訴記者，雖然每一單的抽成中都包含了一份保險，但是很少有人會通過平臺進行理賠，“一兩千元的賠償我們就會自己處理，一旦通過平臺理賠，就會被關閉賬號，半個月不能接單十分不合算。”同時，他也擔心自己的社保問題，“現在只能自己交社保，如果平臺能給交一部分就好了，哪怕是扣點錢呢?”

2015年全國首例涉代駕軟件事故案的判定結果是代駕平臺與司機之間是雇傭關系。在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副院長肖竹看來，“無論是否具有勞動關系，用工主體都應當對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提供保障。根據‘誰收益、誰負責’這一基本原理，平臺要對勞動者承擔底線性的權益保障。此外，相關部門需提高對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重視，處理好短期就業彈性與長期就業安全、社會穩定的關系。”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工會研究院研究員曹榮則建議，要從政策層面上明確代駕市場監管主體，明晰平臺的權利和義務，規范相關平臺企業準入和退出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同時也要暢通從業者利益訴求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