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為新一代的通用目的技術(GPT),正對科技創新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日益深遠的革命性影響。假設真如庫茲維爾等樂觀者所言,隨著“技術奇點”和“經濟奇點”的臨近,生產率將會直線上升,我們就很容易聯想到一個問題:人工智能治得了“鮑莫爾病”嗎?
“鮑莫爾病”又被稱作“鮑莫爾成本病”,是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和威廉·博文在上世紀60年代觀察到的一種經濟現象。1967年,鮑莫爾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非均衡增長的宏觀經濟學:城市病的剖析》一文,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模型化的表述:一個經濟體有兩個部門,其中,一個部門是存在勞動生產率正增長的“進步部門”(制造業部門),另外一個部門是勞動生產率無增長的“停滯部門”(服務業部門),“進步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該部門工資水平的提高,但單位產品成本維持不變;與此同時,“停滯部門”因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而工資水平卻隨“進步部門”一道提高,將導致其相對成本不斷上升。在這種情形下,為維持均衡的經濟增長,勞動力將不斷轉移到“停滯部門”,從而使得“停滯部門”在整個經濟中的占比不斷上升而整體經濟增長速度則不斷下降,最終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后來,人們就把由于制造業和現代農業的生產率提升較快而服務業生產率相對停滯,導致服務業比重上升、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長減速這種現象稱作“鮑莫爾病”。
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很多歐美發達國家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患有“鮑莫爾病”。例如,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觀察到,美國的服務業比重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上升,到80年代末已經超過60%,但與此同時美國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卻一直在下降。不僅如此,包括鮑莫爾本人在內的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鮑莫爾病”無法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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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筆者覺得,人工智能是有可能治愈“鮑莫爾病”的,至少可以使病癥大大減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要患“鮑莫爾病”,需要具備3個條件:一是“進步部門”的生產率高于“停滯部門”,二是“停滯部門”的工資水平隨“進步部門”的工資水平的上升而上升,三是“停滯部門”占整個經濟的比重持續上升。其中,條件一是最關鍵的因素,條件二三則是在給定條件一的情況下,維持均衡增長所必須的條件和必然的結果。因此,要治療“鮑莫爾病”,關鍵在于消除誘發該病的第一個因素,同步提升服務業與第一二產業的生產率,而這在人工智能時代是有可能辦到的。
丹尼爾·卡尼曼認為,在人工智能時代,沒有多少事情是只有人能夠做,而計算機(人工智能)是做不了的。真正的人工智能不僅可以比肩人類,而且終將超越人類,像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那樣,在第三產業大顯身手。北京冬奧會上,我們見證了AI教練、AI裁判、AI主播、智慧餐廳、智慧醫療、各式機器人的強大力量,我們還會懷疑以前被認為難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教師、醫生、樂師、廚師、司機、餐廳服務員、理發師、會計、律師等幾乎所有我們今天能夠想到的服務業工作,有朝一日也可能會被人工智能取代嗎?由于人工智能具有自我學習、自我改進能力,它一旦掌握了一項技能,便可以高速重復使用這項技能,并且極其精準、不知疲倦,且還可以高速地共享資源、智能、存儲能力。它所具有的這些獨特優勢,意味著完全可能大幅提升服務業生產率,大幅縮小甚至消除服務業部門與現代農業和制造業部門之間的生產率差距,最終治愈“鮑莫爾病”。
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已為人工智能治療“鮑莫爾病”提供了很好的預演。有證據表明,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滲透,一些歐美國家與信息通信技術相關的服務業部門生產率大幅提升,這些部門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制造業部門生產率的增長速度還要快。杰克·特里普利特和巴里·博思沃斯甚至在2002年就夸張地聲稱,美國已經治愈“鮑莫爾病”。
來源《當代貴州》2022年第33期
編輯 席忞禾 徐濤
刊頭設計 席忞禾
二審 劉躍
三審 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