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企業對員工進行數字化監管的情況越來越普遍，甚至用監控防“怠工”。事實上，不少研究表明，數字化監控系統會損害員工的工作主動性。建議企業保護員工的隱私，以“科技向善”來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可持續發展。

日前，某公司通過統計排查非工作流量信息，對員工在辦公區域內看視頻、聽音樂等行為通報處罰，引發熱議。員工的這些行為被大家調侃為“摸魚”，意為偷懶，不務正業。聽聞此事，一些網友“瑟瑟發抖”：我會不會也被公司“監控”了?

打卡簽到、管理上網行為、追蹤員工的溝通記錄、視頻監控辦公場所……如今，企業通過各種數字化手段對員工進行行為管理。如此“監控”有無邊界?能否提升工作效率?是否侵犯員工隱私?《工人日報》記者對此展開了調查。

不少企業對員工上網行為進行管理

看到前述通報時，尤靜想起了自己因上班“摸魚”被警告的經歷。

在山東濟南一家民營企業工作的她，曾用辦公電腦下載游戲軟件，被公司技術部門電話警告。

“當時部門領導在開視頻會議，技術部門警告我占用了網絡帶寬，影響了視頻會議，嚴重的話，還會通報給人事部門。”她表示，員工手冊的確列出了“不準做與工作無關的事”，但沒想到被“抓個現行”。

“這屬于上網行為管理中常見的流量分配管理。”何哲曾在一家為企業提供上網行為管理服務的頭部公司從事產品研發。他透露，上網行為管理產品一般包括硬件和軟件，具備身份認證、應用權限控制、數據分析、安全防護等基礎功能，幫助企業監控員工上網行為，目的是提升工作效率，保護信息安全。

何哲表示，采購上網行為管理產品的企業遍及各個行業，“也有不少公司自行搭建上網行為管理系統，只是審計力度有所不同。”

記者檢索發現，多款上網行為管理產品介紹，不僅明確列出可識別、管控和審計幾千種常見應用軟件，甚至可識別聊天軟件中傳文件、聊天等細分動作。

企業數字化管理的不只是員工的上網行為，更為常見是掌握員工考勤、績效表現和工作量等。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謝小云對記者表示，受疫情影響，遠程辦公、在線辦公日漸常態化。在無法面對面溝通的情況下，企業對員工的管理基本借助數字技術實現，數字化監管的運用越來越普遍。“企業活動變得在線化、可記錄、可存儲，這使得精細化的監管更加便利。”謝小云說。

用監控防“怠工”，反而有損工作主動性

“企業對于通過上網行為數據掌握員工工作情況、提升效率的需求，尤為突出。”記者注意到，在何哲展示的部分上網行為管理產品用戶界面中，設計了根據流量數據、工作時長和應用訪問情況，來統計員工“怠工情況”的功能。

然而，運用數字化技術監控怠工行為，存在諸多爭議。此前，有報道稱，杭州一家公司給員工發放了一批高科技坐墊，監測心跳、呼吸等身體狀況，然而公司人事部門因此掌握了員工不在工位上的信息，據此防范員工偷懶。不少人認為，此舉涉嫌侵犯他人隱私，是對勞動者的一種不尊重。

“數字化技術使得員工時時刻刻處于被數字技術監控的狀態中。從以往人對人、制度對人的有限監管，到如今數字技術對人持續、無間斷的監管，這顯然讓管理者與員工之間的權力天平更加向管理者傾斜。”謝小云說。

去年年初，90后趙瑞在上海開辦了自己的游戲開發工作室。不常去公司的他安裝了攝像頭監控，想了解員工到底在做什么，有無耽誤工作的行為。

然而，不久后，他便棄用了監控設備。他發現，安裝監控后，員工聊天、玩游戲等現象并沒有減少，但只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標、合理的流程設計和團隊分工，工作就能快速推進。

謝小云介紹，不少研究證明，數字化監控系統會損害員工的工作主動性，降低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引發負面的情緒體驗等。他建議，企業在設計數字化管理的考核指標時，應更加重視倫理道德，注意保護員工的隱私，規避數字化管理的負面作用。

應保護隱私，增強員工知情權

企業是否有權“監控”員工?中銀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律師楊保全表示，目前，法律對此沒有特別明確的規定，“企業的‘監控’實際是管理權的一種體現。”

這其中，最大的爭議點，也是勞動者最擔心的，是侵犯個人隱私甚至導致個人信息泄漏。

那么，公司對員工實施“監控”的邊界在哪里?《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按照依法制定的勞動規章制度和依法簽訂的集體合同實施人力資源管理所必需，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個人信息。

楊保全認為，這意味著企業收集員工信息進行監控，應提前告知員工，經過法定程序，得到勞動者認可。

今年8月，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勞動糾紛，公司認為離職員工存在“飛單”行為，證據是其工作手機中恢復的通話錄音。法院認為，公司并未證明已告知員工會對運用該手機的通話予以錄音并恢復數據，或已就恢復其通話信息取得員工的明確同意，故該證據不具有合法性。

有專家指出，用人單位在辦公場所實施監控，不僅要合法，為人力資源管理所必需，還應符合公序良俗，具備一定的合理性。

一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這一點。去年9月，浙江寧波一家公司安裝自動跟蹤式攝像頭，位于鄭某等5位員工身后的公共通道頂部。鄭某認為隱私被侵犯，多次與管理層溝通無果后，和同事用垃圾袋套住攝像頭。公司遂將其開除。鄭某認為公司違法解雇，訴至寧波高新區法院。法院一審判決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

該案法官表示，用人單位出于管理需要，在辦公場所安裝攝像頭并無明確的法律規定禁止。但是，用人單位應遵照法律法規，設置監控內容查看、提取的權限、流程等規定，不得過分放大管理權限，不得在衛生間、更衣室等個人私密性強的場所安裝攝像頭。

對監控行為可能導致的個人信息泄露問題，楊保全建議，用人單位在收集、處理員工信息的過程中，務必控制個人信息管理人的范圍，建立保密的規章制度。

“數字化監管是雙刃劍，有助于提高企業管理效能，但也有其弊端。使用數字技術的企業管理者應承擔起保護被管理者隱私的責任，提升數字化管理的透明度，增強員工在管理過程中的知情權或參與度。”謝小云認為，應尊重人性和人的尊嚴，將數字化監管的精度和管理的溫度相結合，以“科技向善”來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可持續發展。(部分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