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暴力事件正在越來越多地發生。疫情期間，上海33歲女子請外賣騎手給獨自生活在27公里外的聽障父親送菜，打賞了200元，卻被部分網民認為打賞太少而遭網暴，女子墜樓身亡。24歲女孩因染粉色頭發看望病床前的爺爺，遭遇網暴，患上抑郁癥后自殺去世。武漢校園被撞致死小學生的母親墜樓身亡，去世前曾被大批網民惡意評論。

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起草的《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發布，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石經海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三部門聯合發布《指導意見》，表明了國家堅決治理網絡暴力的態度，為如何有效打擊網絡暴力提供了規范，也為日后公檢法在打擊網絡暴力中如何相互配合提供了規則，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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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暴力已成“公害”

“在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網絡暴力呈現出日益加劇和增長的趨勢，其不僅侵害了個人的權利，而且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危險。”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利明此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網絡暴力已經成為一種“公害”。

在王利明看來，網絡暴力主要是借助于網絡實施侵權，具有三種特點：第一，此種侵權不同于一般的侵權行為，其受眾具有無限性的特點，這也導致此種侵權的損害后果往往具有不可估量的特點；第二，由于網絡環境對信息的傳播具有一種無限放大效應，“因此，行為人在實施網絡暴力之后，相關的損害后果可能會不斷蔓延、發酵，損害后果可能被無限擴大”；第三，此種侵權行為侵害的主要是受害人的名譽權、隱私權以及個人信息。

為整治已成為“公害”的網絡暴力，2021年以來，中央網信辦（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已經多次部署開展多次專項治理行動。2022年11月，中央網信辦制定出臺《關于切實加強網絡暴力治理的通知》，攔截清理涉網絡暴力信息2875萬條，從嚴懲處施暴者賬號2.2萬個。

在網信部門針對網絡暴力開展過一系列專項治理行動的基礎上，《指導意見》意在推動更有效地治理網絡暴力違法犯罪。

在石經海看來，《指導意見》一方面提供了有效打擊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認定標準、程序規則和綜合治理方案，另一方面也為公眾如何遵守網絡秩序、共同維護網絡環境提供了一個行為規范。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師范大學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從法理上看，《指導意見》是司法機關在案件辦理過程當中參考的具有指導性的意見，可以視為一個參考的指南，不具有法律強制執行效力。

“公安機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案件時，還是依照法律的規定。實際上，《指導意見》里所涉及的法條基本也都是現行法律有規定的。”因此，劉德良認為，《指導意見》主要會起到震懾作用。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律師馬愷濃曾任某法院民商事審判庭法官，審理過名譽權糾紛案。她同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指導意見》會讓公眾了解到，網暴行為的懲治有法可依，也可以定罪量刑，“這對于網暴者、造謠者、鍵盤俠是有一個非常大的震懾作用”。另外，《指導意見》也能讓受害者認識到，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指導意見》的幾大亮點

幾位受訪專家表示，全文3000余字、共20條的《指導意見》有幾個亮點值得關注。第一個亮點是對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適用法律進行了明確和細化。

石經海表示，《指導意見》明確了網暴行為適用哪些罪名，也明確了罪名的適用標準、哪些情況需要從重處罰、哪些情況需要重點打擊，同時對防止打擊的擴大化作出了限定。

具體來看，《指導意見》明確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應以誹謗罪、侮辱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故意毀壞財物罪、尋釁滋事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罪名定罪處罰，并且對哪些網暴行為構成哪些罪名進行細化，為定罪量刑提供了依據。而對于實施網絡誹謗、侮辱等網絡暴力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指導意見》指出，符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定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指導意見》還明確，對于實施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具有5種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處罰，包括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組織“水軍”“打手”實施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技術發布違法或者不良信息，違背公序良俗、倫理道德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發起、組織的。

石經海認為，上述5種從重處罰的情形合適合理，切中了當前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重點領域、重點主體和重點對象，對有效治理網絡暴力能起到打蛇打七寸的效果。

與此同時，《指導意見》指出要“準確把握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標準”，包括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犯罪或者違法違紀行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實而故意散布的，不應當認定為誹謗違法犯罪；針對他人言行發表評論、提出批評，即使觀點有所偏頗、言論有所過激，只要不是肆意謾罵、惡意詆毀的，不應當認定為侮辱違法犯罪。石經海認為，這是限制刑罰權的濫用，防止走向另一個極端，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體現。

《指導意見》的另一個亮點是對侮辱罪、誹謗罪自訴轉公訴的方式和情形進行了明確。

在刑事罪名中，侮辱罪和誹謗罪一般屬于自訴案件。發生于2020年的“杭州女子取快遞被誹謗案”，是誹謗罪第一次由刑事自訴案件轉為公訴。

2020年7月，杭州的谷女士在取快遞時被便利店老板郎某某偷拍，后郎某某與朋友何某某虛構“視頻中已婚少婦”與“拍攝視頻的快遞小哥”的對話并發到網絡上，經轉發造成大量傳播，引發多個平臺網友對谷女士發表侮辱性評論。同年10月，谷女士和代理律師鄭晶晶向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提起誹謗罪的刑事自訴。12月，余杭區人民法院決定立案，隨后余杭區檢察院就此案向余杭區公安分局建議予以立案偵查，啟動刑事公訴程序。

鄭晶晶曾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該案的特殊性在于，當事人與編造故事進行誹謗的人素不相識，僅僅因為取快遞被拍了視頻，就在網絡上被污蔑和造謠，這會引起許多人的恐慌。“以后是不是每個人都會擔憂自己某天被陌生人拍了視頻放到網上，受到同樣的誹謗？”鄭晶晶認為，這起案件造成的惡劣社會影響，是其由刑事自訴轉公訴的重要原因。

《指導意見》指出，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實施侮辱、誹謗犯罪，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應當提起公訴，并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情形進行了解釋，包括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殺等嚴重后果，影響惡劣等5種情形。

馬愷濃指出，與網絡暴力相關的侮辱罪、誹謗罪，刑事自訴其實有很大難度，尤其是在沒有相關部門協助時，證據搜集的難度極大。而公訴案件由檢察院負責舉證，對遭受網暴的受害人而言，自訴轉公訴能使其更好實現維權訴求。

此外，當被害人就網絡侮辱、誹謗提起自訴，即便未轉公訴，也可以在證據搜集環節得到幫助。根據《指導意見》，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經公安機關協助取證，達到自訴案件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決定立案；無法收集相關證據材料的，公安機關應當書面向人民法院說明情況。

《指導意見》還有一個亮點，即提到“依法適用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

王利明曾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為治理網絡暴力問題，司法機關要依法運用民法典的規則，公正司法。民法典新設了禁令制度，在符合禁令制度的適用條件時，司法機關應當允許受害人申請禁令。

據《指導意見》，權利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害其人格權的違法行為，不及時制止將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依據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條向人民法院申請采取責令行為人停止有關行為的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依法作出人格權侵害禁令。

馬愷濃表示，之前尚未見過人格權侵害禁令應用于網暴事件的先例，人格權侵害禁令可以保護被侵權人的名譽權，不再被侵害人進行更進一步侵權。石經海也認為，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對于有效保護被網暴者的合法權益，防止網絡暴力的不斷發酵，具有現實意義。

仍有待進一步完善

盡管《指導意見》為如何有效打擊網絡暴力提供了規范，但有業內人士認為，網暴受害者用法律手段保護自身權益的過程仍將存在重重困難。

以網暴受害者以侮辱罪、誹謗罪起訴網暴實施者為例，馬愷濃說，在司法實踐中，以侮辱罪、誹謗罪定罪處罰的難度仍然較大。

首先是因為網暴事件發生后，侵權人難以認定。“網暴行為不會是單個人或某幾個人的行為，其中會有發起者、傳播者、擴大影響者，很多人都參與了這個鏈條，那么在這個鏈條中，哪些人會被認定為涉嫌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點。”其次，馬愷濃指出，網暴者的主觀目的難以明確，當侵害人認為自己只是發表了一些觀點，并不是出于侵害他人名譽的目的，卻在客觀上形成損害他人名譽的情況，是否構成誹謗罪，也是一個難題。最后，如果網暴實施者的行為與結果的因果關系較弱，定罪也有難度，“比如當網暴受害者自殺身亡，要確認受害者的自殺與網暴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其實很難，除非受害者在遺書中寫明了自己的自殺與網暴有關”。

關于人格權侵害禁令，馬愷濃指出，其保護網暴受害者的效果有待觀察。因為申請人格權侵害禁令時，必須提供急迫性和緊迫性的證明，而受害者無法預測誰即將發布對自己不利的言論，這意味著受害者只能針對已經產生侵權的內容進行申請。“很可能造成一種結果，法院發出禁令后，侵權信息就刪除了，但是一撥人倒下去，又會有新的一撥人發布網暴信息，只能出來一個扼殺一個。”馬愷濃說。

數位受訪法學專家、律師都指出，正處在征求意見階段的《指導意見》，確實還有可以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石經海指出，《指導意見》提到了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涉及的幾個罪名和適用標準，但實際上，這些標準并沒有完全切中網絡暴力的特點，例如煽動性、欺凌性、群體性等特征。此外，他認為，網絡暴力有時不一定包含捏造事實的行為，可能是利用公開的信息對受害者進行圍攻。因此，《指導意見》在犯罪的適用標準方面還需要進行進一步調研。

石經海還提出，其實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十一）都針對如何打擊網絡暴力犯罪進行過相關修改，近幾年也出臺過一些相關司法解釋，但實際上都沒有達到很好的治理效果，“原因是什么？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馬愷濃認為，《指導意見》中，從違法犯罪行為的認定到訴訟程序的流程細節，還應更具有可操作性。

比如，許多網暴被害人是通過名譽權的侵權訴訟來維護自身權益，但名譽權侵權案件取證困難。馬愷濃建議，公安機關協助被害人就網絡侮辱、誹謗提起自訴進行取證后，如果認為不構成自訴案件受理條件的，可以把搜集的證據提供給被害人，應用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申請賠償，做到有效刑民銜接。

劉德良補充說，在司法實踐中，還要注意《指導意見》不被濫用，例如當公民行使監督權，在網絡上揭發貪污腐敗行為時，要防止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將《指導意見》作為打擊報復的工具，以誹謗罪、侮辱罪將對方提起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