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測算顯示，2020年至2022年，我國貿易投資順差合計近2萬億美元，但外匯儲備、外匯存款等數據并未同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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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業內人士認為，厘清貿易投資順差的去向，需要從我國整體對外資金的來源與運用的角度進行觀察，不應簡單把貿易投資順差對應于外匯儲備、外匯存款等數據變化。貨物貿易和跨境直接投資是流量數據，而外匯儲備、銀行外匯存款是存量數據，并不可比。

“外貿進出口并非一國對外經貿交往的全部。國際收支數據反映了對外經濟部門全貌，常見的貿易數據、直接投資數據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表示，海關口徑的外貿進出口數據和商務部口徑的跨境直接投資數據，與國際收支口徑的相關數據存在較大差異，使用不同口徑數據進行合并計算時需要格外注意。

管濤進一步解釋稱，海關口徑的進出口差額本身不直接對應跨境資金的進出，海關進出口數據是物流而非資金流概念。貿易投資跨境資金進出也不直接對應外匯儲備規模變動，相關項目的涉外收付款，一部分會體現在結售匯差額上。在人民銀行基本退出外匯干預情況下，銀行結售匯順差會轉變為銀行持有的外匯頭寸，反映為資本外流。此外，凈誤差與遺漏負值不等于非法資本外逃。

那么，巨額順差形成的外匯資產，都去哪里了？分析認為，2018年以來我國各項順差形成的外匯，主要轉化為境內經營主體各種對外投資，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藏匯于民”。

“跨境貿易投資順差超八成轉換為我國民間部門對外投資，境內企業、銀行等持有的境外資產增加。”《中國外匯》近日刊文稱，從近3年情況看，我國對外資金運用合計接近2萬億美元，基本與對外資金來源規模相對應。

總的來看，近年來我國對外資金來源都可以找到對應的相關項目，兩者基本能夠匹配。經常賬戶順差、吸收來華各類投資資金主要轉化為我國民間部門對外投資，增加了對外資產，是經營主體合理利用境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表現，也是我國國際收支自主平衡格局更加穩固的體現。

一方面，貿易投資高順差不再對應官方儲備高增長，民間部門對外資產負債匹配度提升，有助于提高整體抗風險能力。

另一方面，我國對外資產持有主體多元化穩步推進，官方儲備資產占比回落，民間部門對外投資占比提升，優化了我國對外資產結構，可以逐步改善我國對外投資收益狀況。未來，隨著我國深度參與國際循環，跨境資金往來將更為活躍。觀察貿易投資順差流向等問題，立足國際收支平衡表、從資金來源與運用角度看，才能得出更為準確、客觀、科學的結論。

“目前，國內宏觀經濟數據包括國際收支數據披露已達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高標準——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DDS）。”管濤說，近年來，關于中國貿易投資順差去向的猜疑不時出現，其根源在于長期以來，大家普遍認為國際收支“雙順差”就是好事，國際收支某個項目出現逆差就是壞事。然而，在人民幣匯率越來越市場化，人民銀行基本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干預的情況下，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基礎國際收支與短期資本流動差額就必然呈現一順一逆的自主平衡格局。

對貿易投資順差去向的猜疑，還反映了各界對于違法違規資本外逃的擔心。對此，管濤建議，一方面，應不斷改進國際收支統計方法，降低凈誤差與遺漏規模及占比，提高統計質量，客觀、準確反映對外經濟活動；另一方面，需要堅持疏堵并舉，在相關部門加強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形成監管合力的同時，根本之策是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良好營商環境，加強產權保護，增強市場參與者的安全感、獲得感，同時有序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提升服務實體經濟和防范化解風險的能力。（經濟日報記者 姚 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