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平臺經濟迅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大幅增加，維護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面臨新情況、新問題。7月22日，人社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

人社部新聞發言人盧愛紅表示，指導意見從多方面補齊了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制度短板，還將所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勞動保障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對規范平臺企業用工行為，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但已成為吸納就業主要渠道的新就業形態，其勞動關系處于法律真空和監管不足的模糊地帶，亟待加大保障力度和規范引導。指導意見所提出的法治保障，彌補了新業態的缺失，將逐步推動實現新就業形態的高質量就業。

明確權益保障責任

平臺經濟的興起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加入其中的勞動者越來越多。有些勞動者雖然為平臺工作，卻無法享受社會保障待遇，這成為了這一群體面臨的一大痛點。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教授喬健告訴中國商報記者，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和用工方已并非傳統意義上企業和勞動者之間雇傭與被雇傭的勞動關系，而我國現有的勞動法體系所保障的勞動者權益，都要以先行認定有無勞動關系為前提。

記者通過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在涉及被欠薪、因工傷要求賠償等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各地法院對于用工平臺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認定并無較為明確、統一的傾向，對個案的認定也存在差異。

記者進一步了解到，因建立勞動關系對用工平臺而言成本最高、責任最重，所以用工平臺常通過眾包、外包等渠道，避免與騎手之間形成勞動關系，更導致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難有定論。因此，明確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權益保障責任，已成為保障新業態從業者勞動權益的重要問題。

對此，指導意見首先明確，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企業應當依法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但企業對勞動者進行勞動管理的，指導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個人依托平臺自主開展經營活動、從事自由職業等，按照民事法律調整雙方的權利義務。

“指導意見把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的情形納入常態化的勞動關系調整范疇，其意義在于擴大了法律覆蓋面及保障范圍。”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副會長王建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強化職業傷害保障

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尤其是基于定位的外賣員、快遞員和滴滴打車司機三類勞動者，最大的生命安全威脅就是工傷，但卻無法在現行法律法規層面參與職業傷害保險，成為這一群體面臨的急難問題。

在探索職業傷害保障方面，國務院辦公廳在2019年8月印發了《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將抓緊研究完善平臺企業用工和靈活就業等從業人員社保政策，開展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積極推進全民參保計劃，引導更多平臺從業人員參保。

今年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規制之年，指導意見對強化職業傷害保障提出了更細化的要求。指導意見明確，以出行、外賣、即時配送、同城貨運等行業的平臺企業為重點，組織開展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平臺企業應當按規定參加。采取政府主導、信息化引領和社會力量承辦相結合的方式，建立健全職業傷害保障管理服務規范和運行機制。鼓勵平臺企業通過購買人身意外、雇主責任等商業保險，提升平臺靈活就業人員保障水平。

喬健告訴記者，目前已開展的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均是地方性的，尚無國家層面的統一統籌。并且，這些試點城市幾乎均僅要求用工平臺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自愿參保，并無強制性。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這一群體將被強制參保，這種傾向在指導意見中已十分明確。

“指導意見要求平臺企業應當按規參加，這已經屬于一種強制性行為。平臺企業必須嚴格遵照本地區勞動保障行政主管部門的規定，保障勞動者參與職業傷害保險的權益。此外，對于諸如在注冊地參保還是在生產經營地參保等有關參保繳費的細節規定，也是接下來需要研究突破的。”喬健說道。

呼喚新形態的工會

與傳統意義上的職工相比，新就業形態群體具有組織方式平臺化、工作機會互聯網化、工作時間碎片化、就業契約去勞動關系化及流動性強、組織程度偏低等特點，權益維護面臨許多困難問題。

對此，中華全國總工會近日印發的《關于切實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意見》提出，將探索適應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不同職業特點的建會入會方式，并積極與行業協會、頭部企業或企業代表組織就行業計件單價、抽成比例、勞動定額、勞動保護、獎懲制度等開展協商。

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竭誠服務職工群眾是工會的基本職責，組織他們入會是為其提供維權服務最基礎的環節。

作為回應，指導意見明確，將督促企業制定修訂平臺進入退出、訂單分配、計件單價、抽成比例、報酬構成及支付、工作時間、獎懲等直接涉及勞動者權益的制度規則和平臺算法，充分聽取工會或勞動者代表的意見建議，將結果公示并告知勞動者。工會或勞動者代表提出協商要求的，企業應當積極響應，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資料。指導企業建立健全勞動者申訴機制，保障勞動者的申訴得到及時回應和客觀公正處理。

“平臺經濟環境下，勞動者與企業的人身依附關系已然完全淡化。指導意見提出，將充分聽取工會和勞動者代表的意見，如能通過工會來反映情況，勞動者的話語權將大大增強。”王建平對記者表示。

王建平認為，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工會組織，還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及工會的組織形態方面進行突破。“首先，工會法應適時修訂或增加執行實施的細則，補充完善配套規范;其次，平臺經濟的運行模式，使得平臺、商家等多方都與勞動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很難再以傳統的企業工會方式介入。因此如何適應新業態的行業特點，并充分利用網絡技術手段組織一個新形態的工會，是下一步工作需要突破的，也是可能最終惠及所有勞動者的。”王建平說道。